◇彭均生

    唐德刚先生为美籍华人，著名历史学家、传记文学家。1920年生于合肥西乡山南馆唐三房圩（今属柿树岗乡），1939年秋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学系。1948年赴美留学，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，还兼任过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馆长；1972年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，兼任系主任。唐德刚先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大家，也是华裔史学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动人物。他在美国长期从事历史研究及口述历史工作，和同为安徽人的胡适先生为忘年交，有师生之谊。唐德刚先生著有《李宗仁回忆录》、《顾维钧回忆录》、《张学良口述历史》、《晚清七十年》、《胡适杂忆》等书。唐德刚先生于2009年10月在美国旧金山逝世，享年89岁。

    近日从旧书店里，淘到一本乡贤唐德刚先生所著的《胡适口述自传》，一时如获至宝，一口气读完。

    《胡适口述自传》的传主胡适先生，是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主要人物之一，声名卓著。这部书中，传主“我的朋友胡适之”用他十分平实而风趣的语言，以英语口述自传。讲述了他的家族家世，求学治学，思想嬗变的过程。这部英文口述书稿，再经由唐德刚先生以其独特的“唐氏幽默”文笔，转译成汉语，内容不失其真，文采更加丰富，非常人手笔所能及。

    关于“口述历史”，人们往往望文生义，认为只要原文记录口述者的回忆、谈论就可以了。德刚先生则为现代口口述史立下了范例。他曾说：“我替胡适先生写口述历史，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，另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。”他认为口述史并不是对方说什么就记什么，还要查大量的资料来校正、补充，加以撰写。今天，口述史方式已经成为十分“新潮”的历史记述方式，可以说唐德刚等人就是口述史的开创者之一。

    读完全书，给自己留下较为深刻印象的，是胡适以他作为“经历者”“当事人”的角度，回顾其经历新文化运动的一段过程，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。比如，胡适谈到新文化运动之初提倡“白话文运动”的一段经历。百余年前，大家都是口里说着白话文，书写却是文言文——胡适称为“半死的语言”，与此相对的白话文则是“活的语言”——往往造成手口不相一致，文章难以猝读。但要破除至为保守、流传千年的语言习惯，却是十分困难的。胡适总结一年多来与朋友梅光迪、任叔永、赵元任、钱玄同等人之间“非正式讨论”的结果，撰写一篇《文学改良刍议》发表出来，马上引起轩然大波。在文中，他提出诸如“须言之有物；不摹仿古人；须讲求文法；不作无病呻吟；务去滥调陈腔；不用典；不讲对仗；不避俗字俗语”等这些在今天看来似乎理所当然、十分平常建议，在当时却是惊世骇俗，了不得。知识界、文化界以及社会舆论一时欢呼赞成者、极力反对者彼此对立，论说纷纷。这时，同样是安徽人的陈独秀，更是奋勇当先，以《新青年》为阵地，高张新文化运动大旗，提出打倒“十八妖魔”“选学妖孽”“桐城谬种”等等，迅速掀起一场文学革命，进而由此导致一场剧烈的社会变革和社会革命。

    大力鼓吹、极力提倡白话文的胡适身体力行，用白话文写作新诗，并结集为《尝试集》。读至此，忽然想到自己藏书中似有此书，连忙翻出来进行对照阅读。这本书还是1984年前后，自己“文青”时购藏的，当时虽也阅读一通，哪能如今天这样了解背景，印象深刻。好像有这样的说法：书是“常读常新”，信乎如此！

    这本书还有一项奇特之处，就是德刚先生在胡适口述自传的正文之外，作了大量的补注，这些补注文字有时甚至长于正文。在补注中，德刚先生广征博引，纵横合捭，既有注解的基本含义和作用，更有本人的自由发挥，简直就是一番研究后自己见解的独立发表，有的简直可以单独成文。读这些注解，有时感觉比正文更有意趣。在当时德刚先生朋友圈中，还真有“先看德刚，后看胡适”说法。

    例如书中为“青年期逐渐领悟的治学方法”一章作注时，由胡适治学方法，引申至自己的治学经历。自抗战时期他在重庆沙坪坝“中大”开始，直至留学、执教美国，洋洋洒洒4800余字，而且写得非常生动有趣。文字中也不乏精彩论说，如其中讲到“县”字含义，由《段注说文解字》考于春秋历史，进而发现段注之误。一条注释能写到这样引申、发挥的程度，写到这样的篇幅，能喧宾而不夺主，确实是读者平生所未见。

    再者，德刚先生虽为胡适入室弟子，但在观念上并不盲从。在正文中实录传主论点的同时，遇有不对的地方，能在注释中直抒己见，予以纠正。例如：就胡适关于文言文是死文字的说法，德刚先生则认为不能一慨而论，“文言文是一种一脉相承，本国本土产生的应用文字（相对西方拉丁文而言）。”不同历史时期叙事文、记录文、政论文，以及那些全国人民雅俗共赏的唐诗宋词，什么“床前明月光”、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……就不是死文字；那些以浅显文言所写的《三国志演义》、《东周列国》、《聊斋志异》等，民国初年苏曼殊等多半以浅近文言创作的小说，在当时绝对也是“畅销书”，由此至少证明文言并未全死。因此在撰写文章等实际运用中，既不能如古文那样求简洁而至于晦涩难懂，也不能一如口语般的噜苏。“舍简洁而就噜苏，那算得是‘进步’或‘现代化’吗？”他还在注中写道：胡适先生告诉我“共产党里白话语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！”毛泽东“写得最好”的原因便是“我的学生毛泽东”没有完全遵从他的“老师”指导的缘故。

    掩卷长思，抚今追昔。近百年前那场“新文化运动”，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是那样深刻，产生的变化是如此剧烈，确非当时参与者们所能预料；历史最为公正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定将会为这些参与者给予一个准确的历史定位和评说。

    掩卷长思，不胜感慨。我们应该为肥西有唐德刚先生这样一位乡贤而骄傲。他生于斯，长于斯，是在故乡的水土养育下，成就了这样一位名满寰宇的大学者。他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故乡贤哲！